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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汽车E网  作者:   发表时间:2018-08-10 15:39:18

资产总额2.18亿元的广东省四望嶂矿务局,建矿30年来共产原煤1996万吨,为改变“北煤南运”的局面和促进粤东经济发展起过积极作用。

但按照1996年前后的说法,广东煤炭业面临“生死劫”,广东国有资产要退出煤炭业,实行“国退民进”才是上策———“省属煤矿已完全丧失了自负盈亏、自我发展的能力,只能通过关闭破产退出市场,这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必然选择。”

据悉,为加快推进国有经济从煤矿中退出,广东省政府“广东省煤炭行业脱困工作小组”曾被更名为“广东省煤炭资源枯竭矿山关闭破产工作小组”。

在一份《广东省属煤矿关闭破产工作指导手册》中,记者发现这样的表述:省属煤矿由于大多数矿区煤炭资源枯竭,安全生产条件恶劣,经营亏损严重,历史积累的债务沉重,职工生活非常艰难,尽管省委、省政府予以极大的支持,每年吨煤平均补贴60元左右,煤炭企业自身也作了很大努力,仍摆脱不了困难局面。

据统计,截至1998年底,广东省属煤炭企业负债总额达22.41亿元,其中煤炭生产企业负债为17.67亿元;补贴后实际亏损4846万元,其中煤炭生产企业亏损4659万元,累计超亏挂账4亿元。

为此,广东省政府决定从1998年开始,用5年时间完成省属煤矿的关闭破产或转制工作,分流安置下岗职工3万人。这意味着,国有经济成分将从广东省属煤炭企业中退出。

当时的决定还有,省属煤炭公司的国有资产,将分三大块处理:一是省属国有煤矿将从市场上退出;二是还有5000人~6000人,约5亿元资产的非煤企业,在安置完职工后,将变成真正的企业,到市场上去拼搏;第三部分是总公司,将来也要转制。

当年广东省属煤矿关闭破产、转制工作的组织实施工作由省政府统一部署,在省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3年改革与脱困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,由省煤炭行业脱困工作小组协调和监督,省煤炭工业总公司具体组织,各企业负责实施。“省属煤矿实施关闭破产符合广大职工的根本利益”。这份材料还称,“实施关闭破产,在国家和省的政策的扶持下,大部分职工可以得到妥善安置,可以重新参加竞争,走上新的就业岗位,找到新的出路。”

知情人士还透露,广东四望嶂矿务局关闭破产曾被有关部门当作典型,并认为“转制很成功”。一个普遍的说法是:“几年来,四望嶂矿务局下岗职工无一例集体上访事件发生,实现了国企改革这一进程的平稳过渡。”

1999年8月,广东省四望嶂矿务局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,向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一案,是广东省首宗国有大型煤矿企业破产案。

始建于1968年的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前有生产矿井一、二、三矿和上丰矿4对(主井、副井),以及下属厂、队、公司12个单位,有职工6662人。

1999年8月,有媒体报道称,四望嶂矿务局当年的破产是由于“经营管理不善,受小煤窑侵采破坏,已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失去事故控制的能力,经济状况逐年恶化,历年财政补贴后的亏损挂账累计3955.5万元,负债总额达17660万元”。

也有报道称,“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,由于受小煤窑的滥挖乱采的影响,通风、排水系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,于1998年被迫全面停产。遗留下职工6662名,离退休职工1361人,以及1.85亿元的负债。”

1998年11月15日零时起,四望嶂矿务局全面停产。此前,广东省煤炭工业总公司、省经委等部门已先后发文批准同意该局所属矿井停产。广东省政府于1999年3月29日批准“原则同意实施破产”。

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破产案之后,向社会发出债权人申报债权的公告,并迅速成立了由原广东省重化厅厅长赵大任任组长的破产清算小组,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查清了矿务局涉及200个单位和个人的、总额为5600多万元的债权;确认了矿务局拖欠13个单位的1.27亿元的债务。

同时,法院追收了债权800多万元。对有可能被地下水淹没的矿井井下设备、设施,进行现场拍卖,回收资金800万元。整个破产案第一期综合清偿金额达1390万元。

广东省政府则专门成立了“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工作协调领导小组”,还拨出专项资金1.5亿多元,用于职工安置分流和农赔费用。

不过,当地政府“大部分矿工3年内脱困”的承诺,并没有让原国有煤矿的矿工们吃下“定心丸”。记者在黄槐镇调查时发现,事实上,在法院宣告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前后,该局和职工们签订的协议却是“原四望嶂矿务局职工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领取一次性安置费(含经济补偿金)自谋职业的协议”。

四望嶂煤矿破产,还是政府承担了改革成本。记者调查发现,广东财政当年为关闭的各煤矿提供了近7亿元的资金。原广东省经贸委一位副主任说,“破产要有序,有序政府就要出钱,有钱才能安置职工,才能稳定。”

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倒闭后却被私人顺利接盘,这正好应验了当地官员所说的:“煤矿只能‘死而后生’,先关闭再转让给私人。”发生“8·7”透水事故的大兴煤矿所属公司董事长曾云高,就是通过层层关系获得了四望嶂煤炭资源最好的“一矿”。有知情人说,当时“一矿”的生产总值上亿元,但被曾云高以500万元买断。

经过几年的运作,曾云高迅速发迹。知情者称,曾云高在买断“一矿”的经营权后,成立大径里公司,并在近几年实施“大兼并”。而所谓“大兼并”即是以金钱和权势强行买断其他煤矿的经营权,大兴矿和永丰矿(即这次发生透水事故的“主井”和“副井”)就是“大兼并”过程中归到曾云高名下的。

据称,黄槐镇半数以上合法煤矿已经被他兼并或“联营”,曾的身价据说已超过两亿元。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后,曾开始进入“官场”。据称,曾云高的花名(注:客家话“绰号”)是“云高头”,他做事总是“高人一头”。2003年,曾云高成为兴宁市人大代表,之后他又顺利成为梅州市人大代表。

大径里煤矿有限公司近年来以“扶贫、捐资教育、修路、回报社会”达300多万元的方式,获得了外界的美誉度,这与大兴煤矿矿工的宿舍的简陋不堪形成鲜明对比。

关于大径里公司的背景,一名原四望嶂煤矿的工程技术人员说,65位股东总投入1800万元成立了大径里煤矿有限公司,这些股东中有一部分是党政官员。

据悉,目前中央纪委、监察部正对参股大径里煤矿有限公司的65个股东展开深入调查。

兴宁市煤炭局副局长陈桂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:这个煤矿在1999年转制后,就一直没有办理采矿证和工商营业执照,应该属于非法经营。这也就意味着大兴煤矿从1999年转制为私营以后非法生产达6年之久。

3秒钟,散步的人可以走出2米;8分钟,可以泡好一碗方便面然后吃完;13小时,乘飞机可以从纽约飞到北京……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,还能做什么?用“闪婚族”的话说就是:3秒钟,足以爱上一个人;8分钟,足以谈一场恋爱;13小时,足以确定伴侣结一次婚……

小汤,今年27岁,老家在公主岭市,在北京某公司吉林分公司工作;小黄,今年28岁,老家在敦化市,是长春某手机聊天室的“斑竹”(版主)。

“她的声音特别好听,让我产生一种倾诉的感觉。”“他那时追一个女孩子没有追上,就找我倾诉。哪有这么实在的人,让说啥就说啥。这样的人,现在可少了。”通过手机聊天,小汤给小黄留下了不错的印象。

“我当时特别喜欢唱《你到底爱谁》,尤其‘求求你给我个机会’那句。”在与小黄聊天的过程中,小汤不时地哼唱着这句歌词。8月1日14时37分,“求求你给我个机会”刚从小汤嘴里蹦出来,那端的小黄紧跟了一句“我给你个机会”,顿时,二人都选择了沉默。最后,还是小汤先缓过神来。小黄也说:“这种感觉挺奇怪的,我感觉这个人就是我要跟着过一辈子的人。”

2日中午,他们来到相约的这家商场。小黄为了“为难”一下小汤,一会儿说她在二楼,一会儿说上了四楼,一会儿又说下了一楼。

看着小汤满头大汗楼上楼下地跑着,小黄心疼了,站在三楼的电梯旁一动不动地等着小汤上来。见面了,像相爱已久的恋人一样,一点也不陌生。接上了头,他们赶紧去办结婚登记,“到了地方,我才想起来,我的户口还在老家敦化。”由于小黄不是长春户口,他们的结婚登记证也没有立即办成。

“趁这个机会,征求一下老人的意见。”4日,他们坐上了去敦化的火车。到了家里,刚一提结婚的事,老太太就反对,“跟小汤处朋友,妈不反对,可结婚是大事,你俩还是处一段时间再说吧。”为此,小黄和母亲谈了一宿,最后说服了老太太。为了纪念两个人这特殊的爱情,他们把领结婚证的日子定在8月11日(七夕)。

“不会吧?”“真的?”“这么快?”接到二人的喜帖,双方亲戚朋友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,但都为二人送去了最诚挚的祝福。

“我们都不喜欢传统的婚礼,经老人同意,我们选择在酒吧里办一个简单的婚礼,邀请双方的朋友简单聚聚。”小汤和小黄决定今天(8月16日)在长春的一个酒吧里举行婚礼。

对于“闪婚”,记者进行了一次街头调查。年轻人大多表示理解,上了年纪的市民则反对,认为这是违背传统、不冷静的行为。

我省社会学家郑沪生表示,闪婚不能一味否定。闪婚以前也曾出现过,那时是为达到某种目的,如转移户口、单位分房等。而今的闪婚,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现代青年的婚姻观。同时,结、离婚登记手续的简化,新人享有更大的隐私权和自主权。但由于彼此了解不够,闪婚确实有可能留下婚姻关系不稳定、离婚率相对提高等后患。虽不能武断地评判闪婚是好是坏,但也劝青年选择闪婚时更要头脑冷静。

8月1日14时37分,在小汤“求求你给我个机会”的歌声中,小黄接受了这个“真实”男孩的求婚,二人约定第二天就去登记结婚;

8月11日,二人选择这比较有纪念意义的日子(七夕),领取了结婚登记证书。本报记者王小野实习记者张婷娟

闪婚(英文称speeddating)并不是新鲜事物,只是闪婚的记录被一次次打破,从最初的几个月、几天,到现在的短短几个小时。

今年4月,天津市的李先生和张小姐从最初一见钟情到登记结婚仅两个月时间。张小姐告诉记者:对我来说,认识3天结婚还是认识3年结婚根本没什么区别。

长沙市崔女士的女儿在婚介所与男方第一次见面,一个多月后就领了结婚证。对于女儿的“闪婚”,崔女士说:“我认为女儿并非视婚姻为儿戏,而是理解了婚姻的实质。”

上海东方卫视日前报道,一对情侣认识13个小时就决定结婚。新郎对着镜头说:“我结婚并非一时冲动。”新娘也表示:“如果没有把握,我不会这么做。”

婚外生育二胎被罚306100元,昨天记者从黔江区计生委了解到,黔江区正阳镇人大主席龚德才因为“包二奶”生育子女被处罚,同时还可能面临着党纪政纪和法律的处罚。

与多数婚外情故事如出一辙,龚原本有妻子和一个12岁的孩子。“如果不是因为看了那两条手机短信,我肯定到现在还陶醉在家的温暖里”,龚的妻子陈某说。

陈某说,拆穿丈夫的骗局,多亏了那部照相手机。去年底一天,丈夫开车陪她到重庆看病,丈夫的手机在她手里拿着,突然收到了两条手机短信。大致内容是,发短信的妇女和孩子都很想念自己的丈夫。“当时我就想,自己的丈夫是个什么人自己最清楚,肯定是有人搞恶作剧。”陈说,她还当作一个玩笑,读短信给自己的丈夫听,丈夫当即否认。

但是,事情总归还是败露了。两条短信之后,陈多了个心眼,留意起丈夫的手机来。一天,她无意中从丈夫手机里发现了一张特殊的照片——自己的丈夫竟然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,而且洋溢着一脸做父亲的慈祥。

见事情已无法遮掩过去,龚对自己养有二奶与孩子的事,对结发妻子“供认不讳”。原来,早在几年之前,龚就家外有“家”,并在两年前,“二奶”为他生下了一个孩子。

不甘失败,习惯了日常生活的陈,开始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,做最后的抗争。一方面,她承诺作出一定让步和牺牲,只要丈夫能够回来。另一方面,为了保护自己,她开始四处“暗访”,收集丈夫婚外生育子女的证据。

“没想到,他竟然从家里搬了出去,与二奶公然住在一起。”陈说,最终她将自己的丈夫告到了计生委、纪委和公安部门。

黔江区计生委接到举报后,最先开始了调查。据该委负责人介绍,他们派出专门的工作组,对举报内容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和取证,结果属实。据透露,龚及其“二奶”住在黔江城区一个名叫水井湾的地方,工作组人员上门“拜访”时,他俩对婚外生育孩子的事均不否认,承认属实。最终,计生委开出一份三十余万元的罚单。

为什么处罚额度如此之高?据黔江区计生委负责人解释,按照相关条例规定,婚外生育子女的,按照双方年收入的六至九倍征收社会抚养费——龚的工资本上一年要领取两万多元,而“二奶”自述开一服装店,年收入两万元,双方收入加在一起,年收入将近五万元。照处罚的最低限(双方年收入的六倍)计算,应该征收社会抚养费三十余万元。

三十余万元社会抚养费,创造了黔江当地党政干部被征收抚养费的最高纪录。另据介绍,一位私企老板曾经因为违反计生政策,按照规定标准计算,计生委开出了一个征收三百万元社会抚养费的罚单。但由于在实际执行中存在诸多困难,最终收到的社会抚养费打了折扣。

据介绍,龚及其“二奶”均已经自己或者委托他人在计生委的处罚决定送达书上签了字。计生委有关人士说,目前款项尚未缴纳到位。

记者昨天拨通了龚德才的电话,他称包二奶之事纯属“道听途说,不足为信”,拒绝了记者采访。昨天记者前往黔江区纪委进行采访,办公室同志告诉记者,听说过这事,但目前还没有立案。

记者还了解到,龚的妻子陈某已经聘请了律师,以涉嫌“重婚罪”为由告到公安部门。据一知名律师介绍,先有法律承认的婚姻后有事实婚姻的,在司法实践中一般都以重婚罪论处。但具体如何定性,其中还受到很多具体的因素制约。

记者日前从广东省教育厅获悉,目前,广东省贫困大学生的比例已经达到13%~15%左右,特困生高达5%左右,也就是说,平均每100个广东大学生中,至少有13个贫困生,5个特困生。以目前全省80万在校生计算,全省的贫困大学生已经突破10万人。

虽然广东省教育厅及广东高校相继采取了“奖、贷、助、学费减免、特殊困难补助、绿色通道”等多种措施帮助大学生完成学业,但能够申请到国家助学贷款的还不到一半,靠勤工俭学岗位解决生活困难的也仅占贫困生的三成多!而无法靠这两个途径来解决上学问题的大学生,在多数靠举债或学校设立的“绿色通道”进入学校后,由于家里几乎不可能再有经济来源,使这些在校学子不仅生活异常艰难,学费更成了他们身上沉重的负担。

记者调查发现,在广州的10多所高校中,华南农业大学、华南师范大学、广东工业大学等高校的贫困生占了绝大多数比例,这与其招生规模大,学生大多来自贫困山区或农村不无关系。在这些高校,贫困生占了20%左右。特困生更是高达8%,有些连基本生活保障都达不到,这些贫困生基本上都是处于当地贫困线以下,甚至有的五口之家年收入只有2000元。

他们大多数入校时已经身无分文,或是家人流着眼泪四处举债,欠下一笔对他们来讲无异于天文数字的巨款。入校后,他们只能通过高校开设的绿色通道先免费入学。以华南师范大学为例,每年入学新生有6000人左右,因为贫困办绿色通道入学的就有400多人,其中特困生有近300人。广东工业大学每年有一万多新生,贫困生达2000多人,每年不能交足学费的就有1000多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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